心教育

　　人生就是一幕戏，每个人都是主角。然而，我们不只是在演出，更是这幕戏的创作者。因为一般戏剧总有个既定的结局，人生则不同，结果往往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
　　有些人相信，命运在我们出生时便已注定。我不同意这种说法，我想，通过心灵和思考的升华，命运可以由此而改变。
　　与其和“命运”做无谓的相搏，不如潜心想想：如何为自己写一部剧本，从而扮演自己心仪的角色。
　　 ——摘自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的著作《活法（贰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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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女孩在电邮里说：“我对他已经98％死心了！”
　　那余下的2％呢？
　　不肯100％死心，那2％，是为自己留下，也是为他留下的。
　　等待2％的奇迹，是多么的渺茫？可是，死心这回事，不是你要死心就可以马上死心的。
　　当挚爱的人问：“你给我多少分数？”我们会说：“98分吧！”余下的2分，是不让他骄傲。事实上，他已经是100分的了。
　　当爱情腐朽，当那个人让我们失望的时候，数字仍然是98，不过，是还欠2分就完蛋的9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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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多年前有一个鞋匠，在小城一条街的拐角处摆摊修鞋，寒来暑往，也说不清有多少个年头了。
　　有一个冬天的傍晚，他正要收摊回家的时候，一转身，看到一个小孩在不远处站着。
　　看上去，孩子冻得不轻，身子微蜷着，耳朵通红通红的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，眼神呆滞而又茫然。
　　他把孩子领回家的那个晚上，老婆就和他怄了气。
　　对于这样一个流浪的孩子，有谁愿意管呢？更何况，一家大小好几张嘴，吃饭已经是问题，再添一口人就更显困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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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人们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看到了昔日的战神巴蒂，中国的记者就去采访他，告诉他中国球迷很喜欢他，都记得他，41岁的巴蒂说：“谢谢记得我的中国球迷，请他们永远忘记我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巴蒂了。” 
　　我听了这话，反倒觉得没那么悲伤，这才是我喜欢的巴蒂，我喜欢的巴乔，亦是如此。
　　人人都渴望活在他人的记忆里，但是他们不稀罕。从前上学，课本里有一篇文章，叫《橡树之死》，讲一棵百年老橡树的死，从一片叶子开始，到最后整个树都真正的死掉，要花上整整十年的时间，这期间它只是一直安静的站在那里，安静的去死，直到它死了很多年之后，某一场暴风雨，让它轰然倒下，人们才意识到，它已经死了很多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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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心理学课上，周正教授正在授课：“上次下课时，一个男孩子递了张纸条：‘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，又没什么特长，不会踢足球，不会打篮球……唯一的爱好是写作。进入大学后，看到周围的同学在交往、工作中左右逢源、如鱼得水、洒脱干练，很是羡慕。就要步入社会了，我该如何规划自己的前途呢？……周教授，我想我还是当一名作家比较好，一个人，也不错，您说呢？’这个问题要不要回答？”周教授扬了扬手中的纸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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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总部领导今天来打气，“你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”。没有片言只语提到一位同事辞职的事。其实有人辞职并不意味着背叛，而是如同人生病的症状一样，暗示着人的肌体出了问题。人对待病症的态度，正是表现出他是否明智与理性。
　　平时牢骚满腹的同事们除了沉默，就是自我表扬。中国人是那么聪明，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懂得趋利避害。
　　会后想起希特勒的女秘书，有天听完希特勒演说后回家，对丈夫说：元首说得太好了，我们都非常激动，手都拍红了。丈夫好奇地问：元首说了什么？女秘书使劲想了想，最后说：我一句也记不起来了，但就是很激动。
　　记得在一本书里看到胡汉民、蒋介石、汪精卫三人与人谈话的不同之处，胡汉民总是滔滔不绝，对方无从插嘴；蒋介石话少，总是听得多，但常常不屑一顾；汪精卫说和听各占一半，互有对答，但背后总说对方坏话。
　　从不同的谈话方式，可以观察到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。

 

　　如果有一个人非常爱你，对方可以做到理解你，但方式只能是用他自己生命经历过的经验来理解你。
　　比如说有个太太，她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痛苦的经验，就是她最心爱的宠物死亡。她曾经养了一只小狗并且非常爱它，每天小狗都陪伴着她，她很孤单，父母经常不在家，兄弟姐妹也不在，她唯一的最要好的朋友就是那只小狗。小狗突然有一天死亡了，这使她陷入到更深的孤独状态里，她非常难过。结婚后，她养的一只小狗又死了，她又感到非常伤心，可是她的先生小时候没有过宠物死亡的经验，他很爱他老婆，看到老婆那么伤心，就劝她不要哭了，他对老婆说：“一只小狗死了有什么好伤心的，我们再买一只，买更好的，要不然我们买五只，买十只。”可是他能够理解他老婆的痛吗？能够分担吗？他永远无法理解，因为他生命里没有相同的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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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，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。我有一个小我3岁的弟弟。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，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的5毛钱。父亲当天就发现钱少了，拿着一根竹竿，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偷的。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，低着头不敢说话。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，说那两个一起挨打。说完就扬起手里的竹竿。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大声说，爸，是我偷的。父亲手里的竹竿无情地落在弟弟的背上、肩上……
　　当天晚上，我和母亲搂着满身是伤痕的弟弟，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。半夜里，我突然号啕大哭，弟弟用小手捂住我的嘴说，姐，你别哭，反正我也挨完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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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：聪慧、用功、循规蹈矩，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。
　　看完期末考卷，批完论文报告，我把总成绩寄出，等着学生来我我：零分或是一百分，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，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，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。
　　假期过去了，新学期开始了，学期又结束了。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
　　学生来找我聊天、吃消夜、谈功课；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。
　　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，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，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，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：作研究，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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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我把9岁的儿子带到美国，送他进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，我就像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我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，终日忧心忡忡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!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，每天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，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回家，最让我开眼的是根本没有教科书。那个金发碧眼的女老师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4年级的课本后，温文尔雅地说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6年级以前，他的数学不用学了!”面对她充满善意的笑脸，我就像挨了一闷棍。一时间，真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。